司馬光是個講究“正統(tǒng)”的傳統(tǒng)儒家學者，《通鑒》南北朝紀年不見北魏、北齊、北周，只有宋、齊、梁、陳，很明顯，司馬光是以南朝為“正統(tǒng)”。 他的助手劉恕對此也曾有異議，寫信表示：“正統(tǒng)之論，興于漢儒，推五行相生，指璽紱相傳，以為正統(tǒng)……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，以勢力相敵，遂分裂天下，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于吳楚，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(tǒng)，余皆為僭偽乎？”但看來這抗議最后也沒有用。

既然司馬光以南朝為正統(tǒng)，對“所向披靡”的蕭梁大將陳慶之，當然要大書特書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在《通鑒.梁記》里，陳慶之的出鏡率相當高，而且基本全盤照搬《梁書》。

那么，現(xiàn)在的關(guān)鍵就在于判斷《梁書》與《魏書》就洛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的記述誰更接近事實了。

我個人的傾向，是更相信《魏書》，雖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。但兩部非信史，當棄更不“信”的那一部。而《梁書》中關(guān)于洛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的記述，實在是破綻百出。

首先，“魏天柱將軍爾朱榮、右仆射爾朱世隆、大都督元天穆、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、榮長史高歡、鮮卑、芮芮”，這頭一句就有問題。芮芮，即柔然，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，不曾幫北魏打南朝。當然，北魏軍隊里也可能有柔然人，因為北魏曾先后將內(nèi)附和俘獲的柔然、敕勒及內(nèi)地漢人遷于六鎮(zhèn)及平城等地，并使之充作隸戶和營戶。但這與《梁書》中的芮芮派兵與北魏聯(lián)合攻打洛陽，卻是兩碼事。司馬光也曉得這點，所以編《通鑒》時偷偷把它拿掉了。

其次，“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，三日中十有一戰(zhàn)，傷殺甚眾”，與后面的“值蒿高山水洪溢，軍人死散”一句，頗有矛盾。陳慶之北渡黃河隨后東撤，若要遇到黃河南岸嵩高縣的潁水泛洪，只可能是東撤前回渡了黃河。但回渡之時，怎么可能避免與爾朱榮已布于黃河兩岸的30萬大軍作戰(zhàn)？在《魏書》和《梁書》中，均沒有陳慶之回渡黃河時的作戰(zhàn)記錄。那么，陳慶之及其部曲亂云飛渡仍從容？

最后，“慶之馬步數(shù)千，結(jié)陣東反，榮親自來追”，這句用四川話來說，就是“逗起鬧”。爾朱榮此戰(zhàn)首要目的是奪洛陽，滅元顥，現(xiàn)在洛陽攻下，元顥跑路了，就算要追，也會追元顥而不是陳慶之。相比之下，《魏書》的記述是大致可信的。唯有在渡江具體操作技術(shù)的環(huán)節(jié)里，《魏書》的說法沒有《梁書》可靠。畢竟，只靠幾艘小船加個向?qū)В湍軒?ldquo;特種部隊”渡江，大敗對方5000馬步，也有點離譜。司馬光在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上，綜合了《梁書》與《魏書》的記載，干得不壞。

所謂“功高震主”，何況元顥還算不上是陳慶之的“主”，不過是蕭梁扶持的一個傀儡政權(quán)，陳慶之則仿佛于元顥臥榻之旁鼾聲如雷的欽差大臣，令其不爽多于倚重。

《梁書·陳慶之傳》中對元顥這個人評價很低，揭發(fā)其人“既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乃日夜宴樂，不復(fù)視事”。而《魏書.元顥傳》也差不多，說他“日夜縱酒，不恤軍國”。元顥既然是個慫貨，自然會對陳慶之有所猜忌。部將元延明曾對元顥說：“陳慶之兵不出數(shù)千，已自難制；今增其眾，寧肯復(fù)為用乎？權(quán)柄一去，動轉(zhuǎn)聽人，魏之宗社，于斯而滅。”元顥于是更加疑懼，生怕陳慶之找梁武要兵，上表說：“河北、河南一時已定，唯爾朱榮尚敢跋扈，臣與慶之自能擒討。今州郡新服，正須綏撫，不宜更復(fù)加兵，搖動百姓。”于是梁武也就沒再給元顥派援軍。

到了元顥將敗亡的時候，陳慶之很可能已經(jīng)沒多少實際軍權(quán)，因此《魏書》里洛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才沒他多少戲份。這里有條比較具備說服力的材料，《洛陽迦藍記》記載，元灝敗逃被俘時，“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，莫不解甲相泣，握手成列”。陳慶之護送元顥北上帶了7000人，其時元顥不過是個光桿司令。到了洛陽元顥即使擴充兵力，也很難是“江淮子弟”。因此，元顥被俘時率領(lǐng)的這5000“江淮子弟”，極可能就是陳慶之原來的部曲。他們之所以解甲相泣，不是為了戾主元顥，而是為了故將軍陳慶之。而《魏書.島夷蕭衍傳》中那句突兀的“唯慶之一人走免，自余部眾皆見俘執(zhí)”，至此也有了一個完滿解答。

其實，即使陳慶之掌有兵權(quán)，也未必能絕對不敗。洛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敵我懸殊，內(nèi)外交困，慶之只得敗走，還有說辭，但他此后與魏堯雄的戰(zhàn)斗，則難再找借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