喬致庸（1818年－1907年），字仲登，號曉池，山西祁縣（今山西祁縣）人，喬家第四位當家人，著名晉商，人稱“亮財主”。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，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，棄文從商接手生意。在他的不斷努力下，生意日漸興隆，至清末，喬氏家族已經(jīng)在中國各地有票號、錢莊、當鋪、糧店200多處，資產(chǎn)達到數(shù)千萬兩白銀。在國弱民貧的清朝，晉商能夠走向全國，實屬不易。

嘉慶二十三年，喬致庸出生于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，父親喬全美，幼年父母雙亡，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。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，喬致庸棄學從商，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。在他執(zhí)掌家務時期，喬氏家族事業(yè)日益興盛，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。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，有“先有復盛公，后有包頭城”的說法。另有大德通、大德恒兩大票號遍布中國各地商埠、碼頭。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“亮財主”。

喬致庸曾先后娶過六個妻子，分別是馬氏、高氏、楊氏、周氏、楊氏、楊氏，育有六個兒子，十一個孫子，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。

喬致庸待人隨和，講究誠信為本、“以德經(jīng)商”。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。光緒三年天遭大旱，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。光緒三十二年，喬致庸去世，終年89歲。

經(jīng)商之道

“人棄我取，薄利廣銷，維護信譽，不弄虛偽”，喬致庸以儒術指導商業(yè)經(jīng)營，他執(zhí)掌家業(yè)時，“在中堂”事業(yè)突飛猛進，家資千萬，他成為“在中堂”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，財勢躋身全省富戶前列。資本愈見盈厚，但他并不沾沾自喜，反而激流勇退，將商務全權委任長子及長孫，休閑家居，閉門課子。他經(jīng)常告誡兒孫，經(jīng)商處世要以“信”為重，其次是“義”，不哄人不騙人，第三才是“利”，不能把利放在首位。喬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(lián)讓人刻就，掛在內(nèi)宅門上：“求名求利莫求人，須求己。惜農(nóng)惜食非惜財，緣惜?！保源烁嬲]子孫要注重節(jié)儉，不可貪圖安逸。而“在中堂”后來敗落的直接原因是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1938年，大片國土淪陷，“在中堂”自然在所難免。

喬致庸成為商場巨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，他培養(yǎng)出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。

喬致庸的經(jīng)商理念是一信、二義、三利。即以信譽徠客，以義待人，信義為先，利取正途。喬致庸尤善于用人，這是他經(jīng)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如禮遇聘請閻。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(jīng)理，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，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，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。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(fā)，并受到總號斥責。后恩壽擢升漢口將軍，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，并為票號開拓了業(yè)務。但閻維藩因曾經(jīng)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，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(xiāng)另謀他就。

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，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、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(xiāng)必經(jīng)路口迎接。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(shù)日，終于見到閻維藩，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，使閻氏大為感動。閻心想：喬家富甲三晉，財勢赫赫，對他如此禮遇，實在三生有幸。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，自己騎馬驅(qū)馳左右，并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。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。二人相讓不已，最后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，算是代閻坐轎，而二人則并馬而行。

閻氏來到喬家，致庸盛情款待。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，精明穩(wěn)健，精通業(yè)務。而閻氏時僅36歲，致庸更是感嘆年輕有為，是難得之經(jīng)濟人才。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恒票號經(jīng)理。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，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，知遇之恩，當即表示愿殫精竭慮，效犬馬之勞。閻氏自主持大德恒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，使票號日益興隆，后來居上，成為最有生命力好競爭力的票號，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，閻氏為喬家的商業(yè)發(fā)展立下了卓越功勞。

喬家的商業(yè)得以超常規(guī)發(fā)展，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。馬公甫，本是復盛公字號里的小伙計，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，在大掌柜告老后，讓他當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柜，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：馬公甫一步登天。馬荀，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里的小掌柜，不識字，但經(jīng)營有方，盈利不小。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，讓糧店獨立經(jīng)營，他成為大掌柜后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。大德通票號總經(jīng)理高鈺也是如此，后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。

治家之道

喬致庸治家很嚴。其家規(guī)有：一不準吸毒，二不準納妾，三不準虐仆，四不準賭博，五不準冶游，六不準酗酒。

這些家規(guī)既杜絕了禍起蕭墻的根由，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。喬致庸先后娶過六位妻子，但都是續(xù)弦。喬致庸將《朱子格言》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。他常告誡兒孫戒“驕、貪、懶”三字。并教育兒孫“唯無私才可大公，唯大公才可大器”；“氣忌躁、言忌浮、才忌露、學忌滿、知欲圓、行欲方”；“待人要豐，自奉要約”。若兒孫有過錯，則責令跪地背誦《朱子格言》。如浪費糧食，則命跪誦若干次“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，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”，直到承認錯誤，磕頭謝罪。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，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，因為長子驕橫跋扈；次子個性暴烈；三子過于老實，亦非經(jīng)濟之才；四子樸實遲鈍，不善于說話；五子是個書呆子；六子體質(zhì)瘦弱，難擔大業(yè)，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。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，聰明伶俐，故對映霞寄予厚望，教誨亦多。這些教誨，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。

喬家發(fā)家史

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(fā)大約是乾隆年間人。乾隆初年，喬貴發(fā)為做生意走西口，在包頭一個當鋪當?shù)陠T。十余年后喬貴發(fā)和秦姓同鄉(xiāng)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。后來生意不景氣，廣盛公面臨破產(chǎn)。但廣盛公的許多生意伙伴認為廣盛公東家為人處世不錯，不忍看他們破產(chǎn)，相約三年后再來收欠賬。三年后，喬貴發(fā)不但還清欠款，生意還重新復興，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。這已經(jīng)是嘉慶年間的事了。這個故事似乎已經(jīng)奠定了喬家經(jīng)商重誠信的基礎。而將家族生意乃至票號生意發(fā)揚光大的，正是喬貴發(fā)的孫子喬致庸。

歷經(jīng)兩代人經(jīng)營，到喬致庸出生時，喬家家境已經(jīng)比較富裕。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(jīng)考中了秀才，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?！爱敃r喬家有三門。一門人丁不旺，二門已經(jīng)出了5個舉人，家里豎了5個石旗桿，生意則是喬致庸所在的三門主要在做，但三門卻沒出過一個舉人。喬致庸的大哥有個愿望，就是希望喬致庸能給三門掙個舉人，豎個旗桿。如果將來能再中個進士，這輩子的任務就提前完成了。

然而沒想到咸豐初年，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，南北茶路斷絕，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。喬家雖然主營絲茶，但在當時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。喬致庸的大哥因戰(zhàn)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，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。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，喬致庸的人生經(jīng)歷了整個清朝晚期。接手家族生意后，他卻在社會動蕩、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，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。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、絲路。

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。那時已經(jīng)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，現(xiàn)在找到的最早證據(jù)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，當時是5年一次。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，平遙就已經(jīng)有了商號經(jīng)營匯兌。作為一個新興行業(yè)，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(chuàng)的。當時票號很少，全國也只有5家，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，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，影響非常有限，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。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后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。這個想法多么先進，他的理想有多大！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(lián)嗎？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(jīng)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。不但如此，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(fā)展到全國，卻并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愿。他的想法，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——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，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。想想看，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，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，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！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。

喬致庸創(chuàng)辦的銀號

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。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，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。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，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后人考證，整個山西票號史上，至今一例有據(jù)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。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。

成立于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(jīng)營茶葉，同時也搞匯兌。喬致庸后來發(fā)現(xiàn)票號是更新的產(chǎn)業(yè)，于是改成匯兌為主，茶葉為輔。光緒十年，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，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，專營匯兌。在喬致庸經(jīng)營下，后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(shù)的大票號。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(shù)據(jù)顯示了喬致庸經(jīng)營票號的發(fā)展速度，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，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，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(jīng)增加到35萬兩了。原因其實很簡單。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(xù)投入作為資本，行話稱為“倍本”。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，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，4年或者5年。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，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里也可以說首屈一指。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。建國后的研究估計，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，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(chǎn)。這個數(shù)字是大家估算的，因沒有明確記錄，主要根據(jù)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號來推算，準不準也很難說。但在當時山西，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，成為明代開始發(fā)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于上升期的新興力量。

喬家始祖喬貴發(fā)，祖居祁縣喬家堡，因其父母雙亡，早年常為人幫傭，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。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，一同出走口外，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伙計，稍有積蓄，便轉(zhuǎn)到西腦包開草料鋪，兼銷豆腐、豆芽、切面及零星雜貨。二人苦心經(jīng)營，生意日見起色。但后來又一度虧賠，幾乎歇業(yè)。喬只好回原籍種地，留秦姓守攤。喬回原籍后娶積氏為妻，后續(xù)李氏。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口外糧食豐收，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，不料次年黃豆歉收，秦把黃豆出售，獲利頗豐，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(jīng)營。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，開設客貨棧廣盛公，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。到嘉慶時，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，但一次倒賣“買樹梢”蝕本。所謂“買樹梢”就是當農(nóng)民急于用錢時，將其青苗作抵押，商號借錢給農(nóng)民。廣盛公這次“買樹梢”蝕本，幾乎倒閉，幸當?shù)赝鶃順I(yè)戶支持，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，使廣盛公得以茍延殘喘。到三年結賬時，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，而且大有余利。秦、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(yè)起點，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。喬氏以在中堂、大吉堂、進修堂、德興堂名義，秦氏以三余堂名義，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3萬兩，業(yè)務仍以經(jīng)營油糧米面為主，后又兼營酒、衣服、錢鋪，買賣日益興隆。

喬家子弟恪守祖訓，定有家規(guī)，不準嫖賭，不準納妾，不準酗酒。因此喬姓家業(yè)興旺。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，揮在浪費，漸從號內(nèi)將股抽出，全部花光。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，最后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，余皆為喬姓之股。

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后，買賣興隆，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、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。后來又在包頭城內(nèi)共開設復盛公、復盛西、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，四、五百職工，是包頭城開辦最早、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，故包頭城有“先有復盛公，后有包頭城”之說。

喬氏依托復字號，又向國內(nèi)各大中商埠發(fā)展，先后在京、津、東北、長江流域各城鎮(zhèn)設立商號。光緒十年（1884）又設大德通、大德恒票號。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，中期增銀12萬兩，最后增至35萬兩。大德恒票號資本10萬兩。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（分號）。西至蘭州、西安，東至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北至張家口、歸化、包頭，東北至沈陽等地，均設有喬氏商號。徐珂《清稗類鈔》載，喬氏共有資產(chǎn)四五百萬兩。實際不止此數(shù)，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、錢莊、當鋪、糧店等200多處，有流動資金700——1000萬兩以上，加上土地房產(chǎn)等不動產(chǎn)，有資產(chǎn)數(shù)千萬兩。

喬氏在商業(yè)經(jīng)營中很注意網(wǎng)羅人才，這也是喬氏商業(yè)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。如祁縣人閻維藩（1859－1949），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任職時，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，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(guī)，要處置維藩，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，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，已決意辭職。喬致庸得知消息，認為閻善于交給官府，又是個經(jīng)營人才，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，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(jīng)理，許全權處理號事。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，彈精竭慮，苦心全營，使喬氏商業(yè)獲益非淺。喬氏為其商業(yè)之繁盛，一直注意交結官府。

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后銘碑上的殊榮，并無可驕傲之處，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(jīng)商靠山。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，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。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，還可找新靠山，使商業(yè)經(jīng)營不受影響。喬氏交結權官，上至皇室親貴，至州府縣吏，四方籠絡，八方疏通。光緒以來，陜甘封疆大吏、山西巡撫道員，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(yè)在經(jīng)濟上有交往。庚子事變，慈禧西逃，途經(jīng)山西時，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，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，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，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據(jù)之急。清廷當然也是“投之以挑，報之以李”，此后對喬氏商業(yè)多加關照，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“福種瑯環(huán)”匾賜喬氏，喬氏商業(yè)也得以借此大壯聲威，擴大了影響。

喬貴發(fā)共有三子，長于全德，堂名德星堂，但后繼乏人，人丁缺少，故長門所營商業(yè)較遜色。

次門全義，生子致遠，堂名寧守堂。致遠生二子。長嶸，堂名保和堂，次超五，堂名保元堂。喬超五是咸豐九年（1850）舉人，光緒初補新城知縣，在他的影響下，其子弟秉承遺訓，追求功名，故喬姓這一支，父子、叔侄、爺孫、兄弟、舅甥多有科名。

三門全美，堂名在中堂。全美生二子，長子致廣，英年早逝；次子致庸（1818一1907），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，他歷經(jīng)嘉慶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四個朝代，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。致庸先是想以“儒術榮門閥”，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。于是決心繼承租業(yè)，在商界大展宏圖。致庸治商有方，并主張經(jīng)商首重信，次重義，第三才是利。他認為：經(jīng)商必須戒懶、戒驕、戒貪。在致庸的精心經(jīng)營下，喬氏“在中堂”的商業(yè)得到很大發(fā)展，人稱致庸為“亮財主”。致庸生有六子，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，過繼長子景岱，人皆稱大少，喬氏在中堂后來由他主持。

映霞深受乃祖熏陶，主持喬家以來，事業(yè)心強，治家頗嚴。映霞不愿意喬家諾大家業(yè)在他手中敗落，力圖振興，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。

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，分別立書齋名，如“不泥古齋”、“知不足齋”、“日新齋”、“自強不息齋”、“一日三省齋”等，以資互勉，并訂立家現(xiàn)：一不準吸鴉片，二不準納妾，三不準賭博，四不準冶游，五不準酗酒等。

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，而且要求甚嚴。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，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。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，尊敬異常，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，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。喬家對教師逢節(jié)日有例敬，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，吃飯時由家長作陪，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，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，教師回家時，必備轎車接送，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。喬氏如此尊重教師。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，生崇敬之心，有利于教師秉權執(zhí)教。約束驕橫的小少爺。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，可不遺余力地施教，最后受益者仍為喬家。喬氏重教之風，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，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，成為科學家、教授和愛國軍人等。

盡管喬映霞很能干，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，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。映霞思想化較開明，早期崇拜康梁，后傾向?qū)O中山推翻帝制，曾率先剪辮子，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，又任過區(qū)長、禁煙委主任。一次在與鄰村人械斗中，誤用槍打死一人，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。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，意欲勒索喬家，又舊事重提；傳拘映霞。不得已逃天津租界。在此期間，信奉了基督教。映霞原配程氏，難產(chǎn)身亡。繼娶楊氏，生子健，但楊氏不久也去世。一次，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。劉氏天津人，協(xié)和醫(yī)專肄業(yè)，護士。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，劉正在病房實習，二人相識，后成婚，生一子，生活了五年。后二人因個性不合，時有口角，裂痕越來越大，最后離異。映霞痛不欲生，曾跳樓自殺，致使踝骨斷裂，終生成踢腿?！对谥刑谩獑碳掖笤骸芬粫d：“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，說她原本有情夫，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。婚后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，暗渡陳倉，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，什么通信用英文書寫，欺映霞不識英文，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，始知為請書等等。”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，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、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2月28日出版的《解放畫報》第17、18期，載有《一封內(nèi)容復雜的信》，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(nèi)情：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(jīng)人介紹結識，是年11月20日（農(nóng)歷）結婚，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，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，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。

但喬劉離婚后，劉嫁北京某醫(yī)生。文章指出：“劉女士本不愛喬，是父母拿喬財產(chǎn)染她之心，才為勢所屈。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(chǎn)離經(jīng)叛道了，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(chǎn)變成拆白黨了！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(chǎn)墜入地獄了！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(chǎn)受著痛苦了！財產(chǎn)究竟是好東西呢？還是壞東西呢？還是不會用財產(chǎn)呢？”

該文作者結論道：“父母遺產(chǎn)不是享福之具，實是取禍之道。有志的男女，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(chǎn)，明白的父母，不應將遺產(chǎn)傳之子女?！睆膯逃诚嫉幕橐龉适轮?，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(chǎn)尚多，不過并不等于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。

喬氏家族的衰敗，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。時喬氏票號業(yè)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，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，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。辛亥革命時期，隨著清王朝的滅亡，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(yè)，大受損失。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(yè)，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，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，攤派極重，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，現(xiàn)洋150萬元，元氣大傷。1937年日軍侵占包頭，喬氏復字號當鋪、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?？箲?zhàn)后，喬氏商號復業(yè)，僅茍延殘喘，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