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，錫伯族被清政府從蒙古旗中“贖出”編為七十四牛錄，分駐齊齊哈爾城二十四牛錄，伯都訥城三十牛錄，烏拉吉林城二十牛錄，是在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?！摆H出”總數(shù)為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八名，錫伯外，還有卦爾察和達虎爾。除老人、幼童及家奴外，可披甲者共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名。共編八十四牛錄，卦爾察十牛錄，錫伯七十四牛錄，這與碑文所記七十四牛錄相符。

駐齊齊哈爾二十四牛錄，其中錫伯十九牛錄，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，達虎爾五牛錄，兵丁七百五十名。因達虎爾在科爾沁時任官者少，其五牛錄佐領(lǐng)亦由錫伯人委任，故統(tǒng)稱二十四牛錄為錫伯牛錄。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，附丁二千四百名，都是從附近居住的錫伯、達虎爾人中揀選的。這方面在錫伯族家譜中就有記載，如邊臺韓姓家譜載有：“哈什胡里氏，初定居黑龍江所屬（將軍）墨爾根城和雅魯河流域時，始祖雅奇布有二子，長曰烏蘇布，次曰烏蘇買。烏蘇布一支，移居白旗堡地方。烏蘇買有二子，長曰鄂爾布，次曰鄂爾胡買……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臺吉處贖出錫伯人眾，并將鄂爾布之子蘇色、巴果牢、巴海、鄂爾胡買之子富爾塔、布得庫等，允準認丁，撥往齊齊哈爾駐防，在此處編牛錄，住六七年之久”。

移駐伯都訥新城三十牛錄。披甲二千名，是從伯都訥附近揀選的；附丁二千名，是將散居科爾沁王所屬地方，西拉木倫，養(yǎng)息牧及遼河流域的錫伯人，都集中起來，依次安置于伯都訥附近。另又從伯都訥兵丁內(nèi)撥披甲五百名，附丁一千名，移駐松花江與嫩江匯合處附近北岸綽爾門地方。此兩處駐丁均歸伯都訥副都統(tǒng)管轄。

移駐吉林烏拉二十牛錄。披甲一千名，附丁二千名，都是就近從錫伯人中揀選的。此二十牛錄兵丁，歸寧古塔將軍佟寶管轄。

上面移駐齊齊哈爾、伯都訥、吉林烏拉三城的錫伯官兵七十四牛錄，他們的任務(wù)是：駐防城池，坐卡巡邊、保護臺站、防范盜賊；其附丁則自備耕牛籽種，開墾種田。其中一半供養(yǎng)披甲，一半交納官糧。

第二、康熙三十七年（1692年），玄燁皇帝巡幸東北后，命齊齊哈爾錫伯人遷至歸化（呼和浩特），后因歸化缺少糧食改遷盛京（沈陽），命伯都訥錫伯人遷至盛京，命烏拉錫伯人遷至京師（北京），這樣，剛被移駐齊齊哈爾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錫伯族，又被令舉族遷徙，是在康熙三十八年、三十九年、四十年的三年間進行的。錫伯家廟碑文記載的康熙三十六年、三十七年、三十八年有誤，均早記了二年。

剛移駐齊齊哈爾等三城的錫伯人為何要遷往盛京與京師呢？遷徙辦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？

首先，康熙帝巡幸看到的“盛京、烏拉官兵，不知法度，風氣極壞，將軍懼于協(xié)領(lǐng)、章京而不管束，協(xié)領(lǐng)、章京懼于兵丁而不管束，不象圍獵之兵”；“將軍、副督統(tǒng)、協(xié)領(lǐng)、章京、驍騎校并不效力，甚屬可恨”。特別是錫伯官兵“未能致死效力，以報皇上之恩”，更不能令皇上容忍。于是，便將憤怒全發(fā)泄到錫伯人身上來，予以制裁。

二年后，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內(nèi)務(wù)府等衙門的咨文對此可以說講的淋漓盡致：“錫伯等原系科爾沁之奴，為科爾沁納貢服役不堪生存，蒙皇上眷佑，不惜錢糧，支銀數(shù)百萬兩，將伊等自科爾沁贖出，安置于烏拉等地。駕臨烏拉時，錫伯等本應(yīng)致死效力。以報皇上之恩。因并不效力，又絲毫不懂道理，故將錫伯等遷至盛京、錦州等處及京師諸城，均分至八旗兼管，令其披甲、俾學道理”。并且，“將錫伯、卦爾察內(nèi)補放之佐領(lǐng)、驍騎校，概行革職”。很清楚,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?？梢韵胍姡a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“分到八旗兼管”，實行“分而治之”了。

其次，遷徙所用車馬、糧食均自備。命伯都訥、烏拉的錫伯人不誤農(nóng)時，于春耕前遷到盛京、京師。之后齊齊哈爾錫伯分兩隊，首隊十二牛錄錫伯人等，在春耕前，遷到烏拉境內(nèi)，利用伯都訥，烏拉已遷走錫伯人等現(xiàn)成田舍，選擇肥沃之地耕種。俟收獲后，食其所獲之糧，遷至盛京。明年遷移之一半錫伯人等，亦照此遷徙。此種情形，在錫伯家譜中就有記載。邊臺韓姓錫伯家譜云：“后由齊齊哈爾遷來時，烏蘇布、鄂爾胡買等，在伯都訥地方又住了三年。于康熙三十九年，再由伯都訥遷入盛京，編入牛錄當差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