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為民興利治河務，勤于民政清巡撫

光地為官期間清廉勤政，重視民心，與民休息，他在直隸巡撫任上最突出的政績之一是盡心于農(nóng)田水利。

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十二月，光地改任直隸巡撫。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二月，康熙帝特諭光地等治理直隸地區(qū)水患。光地親自動員、組織民眾，夙興夜寐，最終成功地對永定河和子牙河進行了治理。光地治河之后，水系的安全系數(shù)大為提高，長達三十多年沒有泛濫。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七月，光地奏請開諸州縣水田，引漳河諸水灌溉；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又督修永定河；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八月，他下令所屬各州縣廣興水利，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，近河者引流釃渠，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?！保ā痘食?jīng)世文編》卷43《戶政》）上述水利工程的興修，既便利了一些地區(qū)的農(nóng)田灌溉，又安定了民心，穩(wěn)定了社會治安。光地不僅在治理河道上能夠做到實地考察，提出合理建議，他還十分關心民政，主張為民爭利，并極力避免勞民、擾民。他曾特意奏請豁免因治理河道所占民田的額賦；也曾特意奏請給額設運輸漕糧的船只每船十畝田地作為運丁贍養(yǎng)之費，并按民田之例遇災時蠲免賦稅以減輕人民負擔、穩(wěn)定運丁情緒和確保漕運暢通。（白壽彝《中國通史》）

李光地在澄清吏治和整飭科場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。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二月，他針對各級官吏侵吞、挪用公款成風和“法輕易犯”的弊病，上疏建議立法清厘宿弊，嚴加盤查屬庫及各種支出，有犯者實行重治。由此可見，光地對于貪官的斗爭是十分堅決的，這與他的個人經(jīng)歷有關，也與他個人夙志治貪、澄清吏治的為官理念密不可分。針對科場舞弊，他曾提出了學道官員必須經(jīng)過考試、整頓教官隊伍等措施，并公正處理科場大案。當年七月，康熙帝針對科場考試時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，下詔另編字號考取，并令將給事中滿晉、御史鄭維孜條陳的科場積弊與總督郭?條陳的學校弊端盡行錄出。光地遵旨上奏，提出了加強考場巡察、革逐試場中所用儒士等建議。光地對厘清科舉積弊的支持和嚴肅考場的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嚴謹?shù)闹螌W態(tài)度。

光地治績顯著，不斷得到康熙帝的贊揚。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四月，康熙帝稱贊光地“自任直隸巡撫以來，每年雨水調順，五谷豐登，官吏兵民無不心服”（《清圣祖實錄》卷212），于是又擢升他為吏部尚書，仍管巡撫事。這年冬，河間一帶水災，饑民大量涌入京師，給京師造成巨大的壓力，光地奏請發(fā)放倉米賑貸并命富戶出粟平糶。（白壽彝《中國通史》）平糶賑災是光地提出的一項重要措施，他在《請發(fā)倉賑借仍酌平糶疏》里寫道：“務令富室不得擅困食之利，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！”面對天災人禍，光地懇切提出開倉賑濟災民，同時也建議對那些為富不仁的趁火打劫者嚴厲懲處，這種不畏權貴、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重民思想，是與康熙帝一致的，也是十分值得贊揚的，或許這就是他在河間水災問題上受到康熙帝維護的原因。

四、“才品俱優(yōu)”大學士

理學方家萬古名

光地一生嗜學，學識淵博，在學術上深得康熙帝的賞識與倚重?？滴跛氖哪辏?705年）十一月，康熙帝以光地“居官甚好，才品俱優(yōu)”，升為文淵閣大學士。

眾所周知，康熙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偉略的皇帝，同時具有極高的文學藝術修養(yǎng)，對孔孟之道、程朱陸王之學，以及歷算、機械等當代科學之事無不有極大興趣。在文化政策上，康熙帝結合當時的環(huán)境曾大力提倡程朱理學，并開設博學鴻詞科以優(yōu)容、籠絡漢族知識分子；光地從小便熟諳經(jīng)學，極力推崇程朱理學，是當時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。光地曾說：“臣之學，則仰體皇上之學也，近不敢背于程朱，遠不敢違于孔孟”，這表明了他對康熙帝思想文化政策的緊緊跟隨?？滴醯鄯浅Ｖ匾暪獾卦谝恍﹩栴}上的看法和建議，所以經(jīng)常召他入便殿研討義理。此外，康熙帝所御定的書籍也多指派他來參定，如《御纂朱子全書》、《周易折中》、《性理精義》等均為光地所校理。因此時人彭紹升說，光地“所奏進文字，發(fā)舒心得，圣祖未嘗不稱善”。（白壽彝《中國通史》）

除理學外，光地在易學、音韻學、音樂理論、歷算學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。他治學嚴謹，生平著作豐富，有50余種之多。

有人說，光地在學術上的成就不宜過分高估：“他（指光地）尊祟朱子學的學術宗尚的確立，并不是建立于踏實而嚴密的學術研究基礎上的。相反，以帝王好尚、政治得失為轉移依據(jù)的投機色彩則十分濃厚?！蓖蹑R翰先生則認為，我們對光地有關為學和從政的問題進行研究時，不能脫離當時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妄加訾議。（王鍾翰《李光地生平研究中的問題》）在歷史研究中，見仁見智、諸說并存是十分常見的事情，然而無論我們從何角度、以何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，都不能夠脫離具體的歷史環(huán)境。只有把歷史人物置于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去考察，對他在當時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才會是客觀的、實事求是的。然后方才能夠去談引古籌今，以史為鑒，進而推動歷史發(fā)展等其他問題。

任何一個時代的文治武功，都不僅是明君圣主一個人的功勞，而且也是與大臣們的輔佐分不開的。（許蘇民《李光地傳論》）光地在平息“三藩之亂”、統(tǒng)一臺灣、治理水患、澄清吏治、薦舉人才、發(fā)展理學等方面，為社會安定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和文化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，是康熙時代杰出的政治家。他死后加贈太子太傅，謚號“文貞”，是名符其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