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重慶內環(huán)大佛寺大橋下面的長江邊，有一座寺廟。從南濱路前往洋人街，可以看到路邊的摩崖石刻大佛。摩崖石刻大佛上方有“重慶大佛”四字，大佛寺因此而得名。

重慶有好幾個大佛寺，比如潼南大佛寺、江津石門大佛寺、永川大佛寺、開縣南雅大佛寺等。講規(guī)模，重慶大佛寺可能是小兄弟；但若論“出身”，重慶大佛寺則是當之無愧的“老大”——它的來頭很大。因為重慶大佛寺是重慶歷史上唯一由皇帝下令修建的寺廟。

重慶是巴渝文化的發(fā)祥地，歷史上曾三次建都。

一是巴國國都。周武王11年（公元前1066年），周武王討伐商紂王，巴人參與伐紂，推翻了商朝，建立了西周，周武王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國。巴國的都城建在江州，就在今天的渝中半島。

二是夏國國都。元朝至正11年（1351年），紅巾軍農(nóng)民起義爆發(fā)。1357年，南方紅巾軍領袖徐壽輝部將領明玉珍率軍西征，攻占重慶。1363年，明玉珍稱帝，定國號夏，建都重慶。

三是中華民國陪都。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，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。11月20日，國民政府發(fā)表宣言，正式宣布遷都重慶。同年12月1日，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。1940年9月6日，國民政府頒布命令，“明定重慶為陪都”。

文章開頭提到的重慶大佛，就是大夏王朝開國皇帝明玉珍定都重慶后，命手下大將鄒興（建國后任司徒，相當于分管人事、民政、教育等領域的副總理）在長江南岸鑿石建造的，元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年）建成，距今已有650余年。

重慶大佛是三峽庫區(qū)規(guī)模最大的摩崖石刻大佛造像，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可以確認的由農(nóng)民起義軍政權所造的佛像，目的是鎮(zhèn)壓水患，保佑往來船只平安。

還有一種說法是，大佛是用來鎮(zhèn)妖的。當時重慶水患頻繁，江面灘險浪急，船只時常觸礁，民間盛傳是因為對岸江北人頭山上經(jīng)常有鬼怪出沒。

據(jù)曾任中國佛教協(xié)會咨議委員會主席、重慶市佛教協(xié)會會長、重慶佛學院院長、重慶慈云寺方丈的著名高僧惟賢法師《大佛寺記》（1987年11月）記載，大佛高七點五米，肩寬二點四米，底部寬三點二米。兩腳分開端坐，左手平放膝上，右手作說法印，披袈裟，袒右臂，頭現(xiàn)肉髻，儼然如佛經(jīng)所描繪的如來說法相。大佛面朝長江，背靠石壁，莊嚴慈祥，氣度非凡。此像為元代石刻的代表作，是中國石刻藝術晚期作品，可與大足寶頂石刻媲美，具有珍貴的歷史文物價值。

很多資料說重慶大佛造像是彌勒佛，因為明玉珍信仰明教，應為誤傳。惟賢法師乃一代高僧，其說法可以采信。從造像的形制上看，也應該是釋迦牟尼佛而不是彌勒佛。

重慶大佛不僅具有很高的歷史、文化和宗教價值，還有一定的水文價值，以前過往船只都通過大佛來判斷長江水位。大佛座基高程為179米，很容易被洪水淹沒。當長江水漲到大佛腳上時，人們稱“大佛爺洗腳”，當長江水漲到大佛臉上時，人們稱“大佛爺洗臉”，大佛也就成為天然的洪水標志。

明代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也就是大夏國滅亡50年后，工匠又在大佛后面的石壁上鑿了五尊佛像，建了五佛殿。清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五佛殿進行了重建，為重檐歇山式建筑。

五佛殿的石龕內，中央為三佛并坐，分別為釋迦牟尼的報身（盧舍那佛）、法身（毗盧遮那佛）、化身（釋迦牟尼佛）。三佛的左側為坐青獅之文殊菩薩，右側為坐白象之普賢菩薩。

2011年，從美國回國尋根的大夏開國元勛、右丞相、明玉珍義弟萬勝的第二十八代孫女萬寧回四川瀘州萬氏老家祭祖時，到重慶大佛寺參拜了重慶大佛和五佛殿。

在五佛殿里，萬寧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，三佛面向參拜的僧眾，但二菩薩卻面向三佛。而且二菩薩身著漢服，頭扎紅巾，眉心無點。更讓人詫異的是，普賢菩薩沒有右眼，文殊菩薩竟然是“鷹鉤鼻”！

自此，萬寧揭開了一個隱藏近600年的驚天大秘密：右側缺右眼的普賢菩薩像，實為大夏開國皇帝明玉珍的真容雕像。而左側有“鷹鉤鼻”的文殊菩薩像，則是紅巾軍領袖徐壽輝的真容雕像。

兩尊菩薩像的體貌特征，基本符合歷史記載。明玉珍曾經(jīng)在一次作戰(zhàn)中右眼受傷導致失明，徐壽輝的面相也符合相關文獻的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