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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晚清第一外交家 曾紀澤

        元芹子

        晚清第一外交家 曾紀澤

        晚清七十多年的歷史給人的記憶幾乎都是灰色沉悶的,這七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乏善可陳,鮮有亮點,太多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,帶給國人的傷痛難以回首。但也正是在這種如鉛色的沉重之中,在晚清的歷史舞臺上出現(xiàn)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,使那時的中國出現(xiàn)過一抹亮色,贏得了一些尊嚴。也就是這位外交家從心底吶喊出:中國睡獅已醒。

        這位外交家就是“晚清第一名臣”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。曾國藩被推崇為“千古完人”、“官場楷模”,他是中國歷史上真正“睜眼看世界”并積極實踐的第一人。出身名門的曾紀澤可謂深得其父的真?zhèn)鳌K斡浉赣H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教誨,做到了“格物致知,誠意正心,修身齊家”,并在此基礎上向著人生的最高目標“治國平天下”奮進。

        曾紀澤(1839—1890),字劼剛,曾國藩長子,中國清末外交官。他通經史,工詩文,精算術,又受洋務思潮影響,30歲起刻苦學習英文,潛心研究外交和國際政治,以“學貫中西”見稱于時。1878年8月,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,在中西對峙的國難當頭之際,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復伊犁的談判,維護了國家的尊嚴。同時,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,最早發(fā)出了“中國睡獅已醒”的驚世駭俗之論。

        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時,慈禧太后非常重視,在曾紀澤出使之前,于光緒三年和四年(1877、1878),兩次召見了他,親自詢問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國的外交體制等一些具體的問題。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與曾紀澤的對答:

        “辦洋務甚不容易。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,將來必又淘氣?!?/p>

        “辦洋務,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,中國人不明事勢。中國臣民當恨洋人,不消說了,但須徐圖自強,乃能有濟,斷非毀一教堂,殺一洋人,便算報仇雪恥。現(xiàn)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,所以有云南馬嘉理一事,致太后、皇上宵旰勤勞?!?/p>

        “可不是么?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,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。你方才的話說得明白,斷非殺一人、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?!?/p>

        “是?!?/p>

        “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。你替國家辦這等事,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,你卻要任勞任怨?!?/p>

        “臣從前讀書,到‘事君能致其身’一語,以為人臣忠則盡命,是到了極處了。近觀近來時勢,見得中外交涉事件,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,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,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。即如前天津一案,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,在保定動身,正是臥病之時,即寫了遺囑,吩咐家里人,安排將性命不要了。及至到了天津,又見事務重大,非一死所能了事,于是委曲求全,以保和局。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,臣父親引咎自責,寄朋友信,常寫‘外慚清議,內疚神明’八字,正是拼卻名聲,以顧大局。其實當時事勢,舍曾國藩之所辦,更無辦法。”

        曾紀澤在與慈禧的對話中不但為其父曾國藩贏得了最高執(zhí)政者正當公允的評價,同時也恰當?shù)乇磉_了曾氏家教對自己的影響。慈禧還詢問了曾紀澤對洋務的看法和外語水平。

        “你在外多年,懂洋務否?”

        “臣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,兼署南洋通商大臣,在直隸總督任內時,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,卻于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。臣隨侍父親在任,聞見一二,不能全知?!?/p>

        “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?”

        “臣在籍翻閱外國字典,略能通知一點。臣所寫的,洋人可以懂了;洋人所寫的,臣還不能全懂?!?/p>

        “只知道英國的?”

        “只知道英國的。至于法國、德國等處語言,未曾學習。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?!?/p>

        在第二次的召見中,曾紀澤又強調了當時英語為國際商務用語,而法語為歐洲外交官方語言。曾紀澤在回答慈禧的問題時,還強調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的區(qū)別,提出朝廷在挑選洋務官員時不必把外語水平作為一條標準?!叭羟彩贡赝ㄑ笪难笳Z,則日后擇才更難。且通洋文、洋語、洋學,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。辦洋務以熟于條約、熟于公事為要,不必侵占翻譯之職?!睆脑o澤和慈禧的對話中,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真務實、敢講真話的曾紀澤。

        初到歐洲,曾紀澤以詩明志。詩曰:“九萬扶搖吹海水,三千世界啟天關;從知混沌猶馀言,始信昆侖別有山?!痹o澤對英國人的傲慢之舉予以嚴厲的反擊,彰顯了一個泱泱大國義正詞嚴凜然不可欺的一面,贏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評。慈禧太后欣喜地贊嘆道:“看不出,曾紀澤還真有些膽量!”

        同治十年(1871),沙俄趁清朝西北邊疆動亂之機,以“代為收復”為名,出兵占領了新疆伊犁地區(qū)。光緒四年(1878),左宗棠收復新疆,沙俄拒不歸還伊犁。清政府派崇厚為使臣赴俄談判索回失地。昏庸無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誘威脅下,于光緒五年(1879)十二月二日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《里瓦幾亞條約》。根據(jù)該約,中國雖然收回了伊犁這座孤城,卻喪失了大片土地,除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饒的領土外,還要賠款500萬盧布。

        消息傳來,朝野震驚,舉國嘩然。迫于壓力,清廷不予承認和批準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,并將崇厚革職查辦,令左宗棠做好戰(zhàn)爭準備,以防不測。沙俄惱羞成怒,派大軍屯集邊境,并調集軍艦游弋遠東。在此期間,由于沙俄國內出現(xiàn)了一些變故,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談判的要求。